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风雨兼程，百年成就辉煌。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如何理解“打铁必须自身硬”？解放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韩庆祥。记者：从最初50多名党员到今天9100多万名党员，从6个国内早期党组织到今天46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习近平总书记说：“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在您看来，什么是大党该有的样子？韩庆祥：“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其精神实质就是一句话，大党要成为强党。我们不能用“大”来解释“大”，那是循环论证。后面的那个“大”，实际上就是“强”。党的十八大以前，无论从党员人数还是从党组织规模等来看，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然而，我们党也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不仅党内政治生活存在“宽松软”，而且党自身也面临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四种危险。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打铁必须自身硬”，要用“四个铁一般”锻造干部队伍。沿着“打铁必须自身硬”的治党思路，习近平总书记致力于把中国共产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由此来理解和把握“大就要有大的样子”，是较为精准和贴切的。记者：“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根本原则，也是百年党史的一条重要经验总结。为什么要强调党的领导？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只有读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真正读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开中国共产党领导，就无法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优势和精髓。第二，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这首先是政治领导，离开政治领导谈其他领导，不仅没有抓住本质，因而是不彻底的，而且党的其他领导也难以落到实处。这也是对第一个要点的进一步延伸性理解。这里的“政治”，既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也指维护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第三，我国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许多显著优势，但最具总体性、引领性与根本性、核心性的首要优势就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没有这一优势，其他优势就无从谈起。第四，党的领导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主要体现为：指导思想具有引领力，奋斗目标具有感召力，组织资源具有动员力，汇合力量具有凝聚力，实现蓝图具有恒定力，自我革命具有净化力。 这是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根本保证，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也是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韩庆祥：党领导一切不是包揽一切，而是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强调党的全面领导，不仅是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世界上最强大政党的内在要求，也是“打铁必须自身硬”的内在要求。设想一下，如果党不领导一切，是不是就意味着有些领域不在党的领导之下？这就会弱化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架空。党不仅要实行全面领导，而且要把握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等重点。其中，政治领导要求做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思想领导就是要用党的指导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推进工作；组织领导集中体现为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如果把握不住党的领导的重点，也会弱化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架空。记者：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现实中常常会面对“宏大目标和曲折道路的矛盾关系”。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党是如何解决的？韩庆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既宏伟又远大。一开始，我们拥有的资源、条件有限，力量也较为薄弱；随着工作形势不断发展变化，我们肩负的使命和责任更加重大，对能力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种情境下，要完成历史重任，就必须具有不断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精神斗志。 我曾经说过，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属性。马克思指出，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建立新世界，“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批判旧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根本方式，就是革命。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旧哲学的本质区别。革命性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属性。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不断推动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历史。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之所以能够发动、展开并持续进行，是由社会基本矛盾及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的。在成立、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中，必然遇到宏大目标和曲折道路之间的矛盾关系，这是准确把握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辩证关系的本源根基。实践充分证明，要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必须不断进行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要保持长期执政，必须不断推进社会革命，尤其是不断勇于自我革命。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要思路，也启示我们进一步思考把握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辩证关系。在此过程中，要发扬咬定目标、迎难而上、越挫越勇、越险越进、久久为功的品格和精神。记者：“中国道路”已成为当今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找到这条道路，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怎样的过程？韩庆祥：一定意义上甚至从根本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探寻发展道路的历史。对“道路”的探寻，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一条根本主线。 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道路”进行了苦苦摸索和追寻。近代以后的国家动荡、军阀混战，促使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探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这种探寻在党内曾引起激烈争论：到底是走城市武装暴动的道路，还是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毛泽东同志从当时的具体实际出发，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使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 1956年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具体选择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一开始，我们强调向苏联学习，但实践证明没有真正成功。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必须选择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改革开放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究竟要走什么样的道路？争论一度也是比较激烈的。历史和现实表明，我们党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成功的道路。其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本质上都是苦苦摸索、探寻“中国道路”的历史。经过摸索和探寻，我们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因而要倍加珍惜。 记者：在摸索和探寻的过程中，有哪些经验值得总结借鉴？韩庆祥：一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我们党探寻正确道路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方法原则，贡献了思想资源。然而，我们党寻求的是“中国道路”，这就必须扎根于中国大地，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即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找到结合点。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且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探寻“中国道路”，就要遵循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同时，中国在整个世界具有鲜明的特殊性。比如，具有超大规模的国土面积，具有超大规模的人口，具有历史悠久、绵绵不断的文明传统，等等。这就要求必须注重中国内生出的“特殊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找到适合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促进中国成功的正确道路。这是被历史和实践所证明了的。 三是把“定性”“定位”“定标”“定法”“定力”有机统一起来。 选择正确的道路，首先要“定性”，搞清楚我“由何而来”，即具有正确的立场和方向；接着要“定位”，即确定历史方位，搞清楚“我在哪里”“现在何处”；接下来要“定标”，搞清楚“走向何方”，因为在什么山唱什么歌，在什么样的历史方位才能谈论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再接着，就要确定实现奋斗目标的路径、方法和方略，即搞清楚“走法如何”，这是“定法”；最后，要探寻实现奋斗目标的动力，即“定力”。这是探寻中国道路的基本要素和结构，也是经验。四是注重从实际出发，坚持历史维度和价值维度的统一。在道路问题上，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而是坚持走中国共产党领航的路，坚持走以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道路。这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在复杂多变的当代中国，要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和以人民为中心。实事求是，是“中国道路”的精髓和灵魂；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道路”的立场和取向。前者侧重历史维度，后者侧重价值维度。只有坚持实事求是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有机统一，才能达到对事物真正的“知”，而“知”的目的在于“行”。道路选择正确了，就要付诸实践，坚定不移走下去。所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坚持知行合一的结果。 五是坚持与时代同步伐，注重创新思维，在融合各种发展要素中推进自主创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指出，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200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这种叠加发展可谓“时空压缩”，中国道路必须反映这种具有“时空压缩”特征的事实和存在。中国共产党在确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时，总是且必须把各个时段、各种特质的发展要素融合统一起来。比如，我们党强调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等等。在这些“结合”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辛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避免了“左”右摇摆，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和自主创新。六是坚持确定性和不确定性辩证统一，坚持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相统一。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重要的理论品格。这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是我们党保持蓬勃生命力、创造力的关键所在。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必须保持政治定力，同时不断与时俱进。由此，才能够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拥有永不枯竭的创造活力。
